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通货膨胀已从预期转化为较为严重的现实压力。尽管此次物价上涨可以从结构性、输进性以及本钱推动等不同角度来加以解释，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近两年大量超发的基础货币，持续两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快速回升向好的同时，也埋下了通胀的隐忧。活动性并非均匀地作用于整个市场，不同领域的供需状况、价格敏感程度不同，使通胀本身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

　　央行已在10月和11月分别启动加息和进步存款预备金比率的应对手段，但考虑到活动性的开释已持续两年，而政策收紧才刚刚开始，其滞后效应根据历史经验大约在半年以后，因此负利率的彻底扭转和通胀的拐头还不会那么快，未来几个月因惯性和基数效应的影响，通胀压力仍将居高不下。这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矛盾。基于季节性价格变动趋势和全球性货币泛滥推动的趋势性因素影响，明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仍不容忽视。通胀压力在明年一季度和四季度尤其明显，全年物价预计将突破3%，在3.5-4%之间。

　　笔者因此以为，当前应果断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位置，宁可进步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也不宜过度进步对通胀的容忍度。有鉴于此，建议明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将3%至4%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目标区间和警戒线，央行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力争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控制目标相吻合，通过自我约束规则的建立和执行，实现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同一，进步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促进物价的长期稳定与经济的平稳发展。

　　为此，须尽快采取综合措施，防止通胀势头继续恶化。

　　第一，收紧货币政策还是应对通胀的首选。有必要继续收缩活动性，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继续进步利率，开释更强烈的紧缩信号，逐步消除负利率格式。应明确将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相机抉择，随时微调优化，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也就是说，为抑制通胀，货币政策应回回中性或稳健的定位，货币政策既要改变宽松的基调，又不能“急刹车”;考虑到还需维持一定的投资和在建规模，财政政策应维持宽松的基调。从中长期来看，加息无疑有助于平滑经济波动，推动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也开释中国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的信号，传递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表明中国将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速度。

　　第二，调整商品供需结构也是抑制通胀的必要手段。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给，进一步强化和完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搞好运输调配，畅通绿色通道，促进供需相对平衡。完善农产品保护机制，进步应对价格突发波动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力度，以目标价格为核心，建立农产品的保险机制，帮助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对农产品储备品种和规模进行系统的研究，改进储备结构与地区布局，将价格预警、储备和进出口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好价格监控，维护市场秩序，依法重办游资囤积炒作行为。

　　第三，重视疏导活动性，主动增加资产的供赐与吸收超发的货币。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直接融资，治理和引导活动性适度向股市活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沪深股市的规模已取得了长足发展，有能力接纳更多的资金进市。让更多急需资金支持的企业发行上市，特别是尽快增加中小盘股票的供给量，适当降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门槛，加快公司上市速度，既能让充沛的活动性为更多公司分享，解决一大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目，也能降低当前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估值水平。此外，治理层也可以利用此一时机通过适当减持国有股来吸纳活动性，进行国有经济布局及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