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键时刻，中心经济工作会议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国宏观政策走向的猜测和误会，将明年工作的主基调定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改善民生两者并举。

　　2009年，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靠着4万亿的刺激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逐月上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表现上佳。但是，在经济回升的同时，CPI和PPI也跟随上涨，不出意外，11月CPI将回到正值，而沪深股市表现更是抢眼，股指翻了一番还多。有关资产价格上涨，将引起实体经济通胀的担心和议论，不尽于耳。

　　因此，对于明年的中国经济，宏观决策者的头号困难，就是确定在保持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哪个为重?中心经济工作会议，夸大明年要进步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际上，是把保增长当作了第一位的任务。

　　无论是经济结构面临的深层次调整，还是就业的空前压力，都必须、也只能通过经济持续增长才能解决。至于通货膨胀，此前中心提出要治理好通胀预期，这已足够。假如把防控通胀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势必掣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核心目标。

　　就通胀发生的现实基础来说，也不宜把通胀看得过于严重。现在多数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亟须压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多已企稳，像往年那样的大幅度波动再次重演几率不大;而食品等在CPI中权重最大的商品，虽有短期的扰动，但是增加供给不会困难。更重要的是，居民收进增加比较缓慢。种种因素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包括CPI在内的商品价格指数的过度上涨缺乏依据。即使CPI转正了，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制约下，涨幅必将十分有限。而央行控制通胀的手段和能力，也是足够的。对于通缩持续一年有余，目前还处通缩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通胀仅仅是芥藓之疾，何况适度的通胀，对于保持总需求的增加，还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即强劲的内需还不具备，明年的增长，还得遵循投资拉动的路径。因此，明年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当然在具体执行上，将有适度微调和弹性空间，而这仅是“技术题目”，而非“大政”，这就回应了各方对于明年政策是否变动的疑虑，给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假如说，通过刺激性政策保经济增长是短期任务，不得不如此的话，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把内需作为经济增长拉动气力，则是经济的长治久安之计。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过往的经验之谈，也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上下获得的最大共叫。

　　内需的核心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非企业、更非政府的投资。所以，扩大内需，就是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的增加，靠的是居民收进的可持续性增加，这除了需要经济的增长，更需要有重大的制度变革。

　　这次中心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进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进人群消费能力”，切中要害。最近几年，国民收进过度向非居民倾斜了。

　　先是农村居民。农民是中国最大的人群，但消费能力最低。这既有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更有制度性的约束。中心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对几千万已在中小城市经商、实际居住多年的农民工的福利，对于他们的子女，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样的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来说，是重大的利好消息。非但是重大的公平举措，也是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全社会每个角落的实际行动，为解决这部分本来的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他们的消费和投资，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也为更多的农民进城，扫清了制度瓶颈。“三农题目”的核心，是农民题目，传统思路是把农民继续留在农村，而答应农民进城，消弭他们的农民身份，才是解决“三农题目”的更根本的途径。有人担心，农民进了城，没有工作怎么办?实在，这是误会。由于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大量增加工作岗位的过程，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差别，就是城里的工作机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