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女，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原局长。经济学硕士，研究员。2008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经历：1947年1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85年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任《金融时报》社副总编辑;1991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1994年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95年任国家外汇治理局副局长;1998年任国家外汇治理局局长;1998年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200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治理局局长等职。2007年12月23日，卸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71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发表题为“理解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公道引导预期”的主题演讲。她表示，只要理解了央行的中介目标和终极目标，就会发现中心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始终是明确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偏紧。

　　用存款预备金率引导预期

　　吴晓灵表示，存款预备金率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货币调控工具。

　　吴晓灵说，引导预期是各国宏观调控和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方式。各国央行在操纵的时候，都非常留意引导市场预期，美联储每一次的货币调控，不管升息还是降息都会和市场讨论。这样无论美联储做出什么决定，市场人士通过和美联储的互动对市场走势都有了初步的判定，使得市场在美联储做出决定之前就已经把消息进行了消化，因而这些政策对市场不会产生很大的震动。什么叫风险?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假如说市场对于一个政策的走势不确定，就蕴含着风险。国外经常有人说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由于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要出什么政策。假如事先能对一些事情与市场有一个互动，对市场的预期有一个引导，政策出台之后对市场的影响就会比较小，政策效果也会比较好。

　　在中国如何引导预期呢?她说，传统教科书中讲的货币政策工具，基本上是在开放程度不高的经济体内，央行能够主动控制基础货币条件下的工具运用。这时中心银行主要通过增减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来调节基础货币的投放量。

　　在中国当前情况下，调整“存款预备金率是一剂猛药。”吴晓灵说，存款预备金率这个机制是在实行金属铸币时期，为了保证金融稳定创立的。后来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人们发现存款预备金的高低可以控制贸易银行的货币发放数目，于是就成了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心银行主动吐出基础货币的时候，往往存款预备金的利息很低，各个贸易银行为了利润最大化，都会把存款预备金压到最低限度，只要到日终结算的时候能够打平账户就可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中心银行进步存款预备金率，贸易银行没有过多的储备，就只有收缩贷款。但是随着贸易银行内控制度的完善和货币市场的发达，很多国家对存款预备金率基本倾向于取消。

　　但是1998年之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现，在本国经济出现题目的时候，要找货币基金来给予援助，第一时效慢，第二条件非常苛刻，所以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都以为，应对金融风险，应该更多地加强自我的外汇储备。因而从1998年之后，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央行都加大了外汇储备。同时随着苏联的解体，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走向市场，发达国家把它们的制造业移到新兴国家，国际贸易格式出现了变化，导致新兴市场国家拥有了大量贸易顺差，积攒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外汇储备比较多的情况下，假如要想控制住汇率，中心银行就只能被动大量吃进外汇，中国的央行就处于这样的状态。

　　央行对汇率的干预，迫使央行大量吐出基础货币，超出了社会的正常需要。怎么办?就要把多余的基础货币收回来。这个时候中心银行实在就创造了一个工具———央行票据。要想减少基础货币的吐出，央行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在中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减少，还有一种是负债方增加。央行票据即是是中心银行向市场发债。但是用央行票据进行公然市场操纵，在央行被动吐出基础货币时有极大的局限性。成功与否要看贸易银行想不想买，而这取决于央行票据的利率水平。由于当贸易银行头寸比较多的时候，会做两种选择，一个是贷款赚取存贷差，一个是买央行的票据收利息。假如贸易银行有极大的贷款冲动，它就会以为，只有央票的利率高于存贷款的利差才更有吸引力。但是，中心银行凡是被动吐出基础货币的情况下，本币都面临着升值压力。假如在这时把央票的利率提得太高，而其他国家又处于低利率的情况下，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进进国内。中国央行在2003年—2004年11月美联储开始升息之前，就处于这一尴尬处境。由于美联储从2000年新经济泡沫幻灭和2001年“9·11”事件之后，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把利率降到了1%，而且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而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逐渐走热的过程当中，于是美国的低利率就对中国央行的利率调整产生了很大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