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期，对于中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判定主要有两种观点在相执交锋：一种观点是面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回升和以CPI、PPI为代表的物价指数的节节攀高，加之对2008年下半年以来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和往年创纪录的10万亿信贷投放深表担忧，主张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恢复汇率升值，进步利率……另一种观点则是面对房地产市场交易萎缩、价格走低和股票市场的低迷走势，对我国经济复苏的远景表示担忧，甚至悲观地以为中国经济已经缺乏可持续增长的后劲，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增长状态。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徐诺金做客《首席观点》栏目，他以为：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既不至于如后者那样悲观，也不必如前者那样担忧。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处于积极向好的复苏态势，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大，我们仍应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宏观经济总体形势乐观但不确定因素亦在增加

　　记者：5月份的经济金融数据公布之后，您是如何看待目前我国经济金融总体形势的?

　　徐诺金：我以为总体形势是乐观的。尤其是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恢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态势表示悲观：一是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当前的形势有非常客观冷静的判定，表达了对各项政策叠加效应负面影响的担忧，主张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这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的。二是继续实行的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刺激消费政策，以及最近推出的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鼓励民间投资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明确提出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进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进的行业和领域。对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要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这些政策措施如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会进一步增强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三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城市化进程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李克强同道最近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题目》一文中明确提出“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推进城镇化是关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我国目前的名义城镇化率才46.6%，真实的城镇化率(即享受城镇居民待遇的人口数目)还不足30%。假如我们的名义城镇化率继续进步至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真实的城镇化率与名义城镇化率趋于一致，由此而开释出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将是巨大的。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是充裕的，还有相当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没有得到充分就业。假如能有效地把这些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更快。

　　记者：在乐观的同时，相关数据和走势反映出来的题目是否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徐诺金：确实，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金融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首先，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在往年低基数的基础上实现的。从环比来看，5月相比4月增长趋缓，规模以上产业增加值5月比4月回落1.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1~5月比1~4月回落0.2个百分点;5月份物价指数CPI上涨3.1%，PPI上涨7.1%;贸易顺差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作用下，5月份继续扩大。国内活动性过剩、通货膨胀指数上升以及货币政策的对冲压力使货币市场利率趋高，从而推动市场利率上升，会进一步加剧中美利差的扩大和资本流进的冲动。其次，从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居民对经济、就业判定指数下降，与经济实际增长出现背离。受对经济远景预期影响，居民消费和投资意愿下降，储蓄意愿增强。同时居民通胀感受加强，对物价的满足度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下降了12.27和9.75个百分点，降幅较大，创有调查期以来的新低。三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假如说前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各国的政策目标是如何共同应对危机、防止经济下滑的话，那么，随着各国经济复苏步调的不同，各国所面对的经济金融题目又回到了危机前的差异状态。有些国家可能因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使国内财政状况恶化，经济金融及社会形势趋于复杂化。如欧洲因主权债务危机使得经济增长远景变得复杂，由债务危机而引发的财政收缩可能会中断或放慢一些国家的经济复苏步伐，并由此引发欧元危机。美国经济固然在强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呈现就业增加、经济增长、物价下降等超预期的乐观情况，但截至5月底仍有13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每年1.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再加上“两房”(受美国政府支持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简称“两房”)的持续亏损，这些都增加了美国的财政风险和美元的不确定性。四是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老题目没解决，新题目又产生了。如危机前的人民币升值题目、国际收支顺差扩大题目、活动性过剩压力题目、通货膨胀指数上升题目。与此同时，应对危机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激增、货币信贷超常投放以及楼市股市价格急升之后在有关政策作用下反复调整走向不明的新题目。应该说，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情况比危机前更趋复杂，面对的不确定性比危机时期更大。